受访专家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强世功 /访问者：刘建华 刘铮

    问：造假问题由来已久，相关部门三令五申严打，但仍屡禁不止。如今造假范围甚广，造假者不断采取新的方式牟利。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强世功：造假的盛行并非人性或国民性问题，它是社会转型的衍生品，所以尽管相关部门下令严打，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效果。社会学研究表明，在一个社会秩序稳定、人员流动较小而大家彼此熟知的熟人社会，有共同道德感的约束，而在一个社会流动加速的陌生人社会中，由于缺乏共同道德感的约束，各种造假之类的非法活动就自然多起来。因此，面对中国急速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，传统的道德感已解体，而与陌生人社会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建设没有跟上，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失范，甚至有人将之视为礼崩乐坏的时代。因此，加强法制，特别是加大法律的惩罚力度，重建社会的共同道德约束是未来必须的选择。

　　造假不过是成本最小、利润最大的行业而已，而打假之所以难，有时候是因为一些政府官员被金钱收买了。造假者和打假者一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，而这个生活逻辑也是受害者信奉的逻辑。　　

　　问：教育部今年开始实施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，被网友称为对论文作假的“史上最严厉处罚”。您觉得这个办法的出台对整治学术造假会有何影响？

　　强世功：这当然是整治学术造假的重要手段，但是学位论文只是学术论文中极少的一部分。相对而言，大家对学位论文还是比较重视的。我们要看到，对学术造假的最好治理不仅要依赖事后处罚，而且要强化学术纪律，尤其是强调学术共同体的建设。对学术论文最大的监督机制是行业内部的监督，一篇存在严重问题的论文就不应该通过层层评审而发表出来。　　

　　问：“网络水军”危害社会、影响正常的网络秩序。请问借助网络而产生的造假行为呈现什么特征？该如何监管？

　　强世功：“网络水军”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，他们因为一个任务而集合在一起，每单任务结束就分散，而且他们都不使用真实姓名，很难找出这些人；由于人数众多，即便发现这些人，也难以处罚。但是，“网络水军”的背后有策划者和组织者，惩罚的目标应当针对策划者和组织者。

　　之所以有人组织“网络水军”，根本原因在于网络言论能够影响政府行为，从而能使这些人实现自己的利益。因此，对于网络言论，政府应当具有一定的抗压机制，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网络舆论的关系，防止有人利用网络舆论来影响政府决策，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　　

　　问：治理造假问题，很多时候不仅需要法律制约，还需要道德约束，因为社会道德的缺失也是导致造假的关键因素。怎样才能做好二者的结合？怎样构建社会诚信体系？

　　强世功：治理造假问题，的确需要协调多方面的手段。但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，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道德的约束，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法律，而且道德也是在法律具有足够的惩罚力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如果没有法律惩罚作为依据，道德诚信就无法建立起来。

　　我们必须意识到，道德是有成本的，如果道德支付的成本没有收益的话，就没有人听道德说教。因此，让老实人受益，不诚实人受损，社会的诚信道德就自然建立起来了。目前，我们的道德诚信之所以难以建立，不是道德建设问题，而是法制建设问题。传统熟人社会，不需要法制，单纯道德就可以维持，而现代陌生人社会中，没有法制就很难有道德诚信。

　　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是：“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。目前，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，其他的都流于形式。只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做，诚信道德建设就可以建立起来。　　

　　问：我国正在修订的广告法或将对明星、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追究责任，但是也有人认为明星又不是专家，他们无法用专业眼光审查广告是否虚假，不应该承担责任。对于这一分歧，您的看法是什么？

　　强世功：2008年，“三鹿奶粉事件”不仅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，也促使人们去关注明星代言法律责任的思考。有争议的不在于是否要追究明星、名人的法律责任，在很多事件中人们对这一点似乎毫无争议，比如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五条就明确规定明星代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　　但这一条规定很成问题。比如是否以明星知道广告虚假为前提？如果明星承担责任，媒体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？责任泛化表面上看起来很严格，但是从社会成本来考虑，实际上谁都不承担责任。因此，在虚假广告问题上，首先要明确哪些产品不可以做广告，比如药品在严格意义上只能由医生推荐，而不能通过广告推荐。其次，必须严格产品责任，明星、媒体承担的是道德责任，而不是严格的法律责任。　　

　　问：应怎么看待“微时代”的这种“舆论造假”现象？对于这类信息传播如何进行及时有效的鉴别、引导和管控？

　　强世功：这个问题本身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，第一是“微时代”的信息发布源多元化下如何控制虚假信息的问题，第二是如何控制对虚假信息的转载所带来的问题。就前者而言，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网络实名制就是应对这一挑战采取的举措，比如2011年底北京市出台的微博实名制的做法，要求实行“后台实名，前台自愿”，既保证网民的言论自由，又保证在发生虚假新闻时可以有所处理。对于后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每一个转载的人都要保证信息的正确性？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证的问题，过严则有碍言论自由，过宽则导致实名制的效果降低。舆论争议最大的是网络严控后公民的言论自由如何保障的问题。在以实名制应对网络时代的信息造假时，需要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，即在实行网络实名制后，如何保护网民的信息安全。

　　同时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，每个人都要随时准备承担风险，包括虚假信息带来的风险。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防范风险的存在，同时向市民提醒风险的存在。比如在银行汇款，银行会提醒市民注意诈骗，这就是很好的例子，表明银行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，但是否汇款依然由市民自己决定。